| 李月娥：在中南海里过教师节 |
每一个教师节都难忘，然而1994年那个教师节，更是一个不寻常的特殊教师节。就在那一天，我作为山西省的教师代表，第一次从大山里走出来，赴京参加教师节庆祝活动，并荣幸地在中南海受到了李鹏总理的接见。
1994年9月6日是个好日子，那一天，我接到山西宁武县教育局的通知：9月9日到北京参加教师节庆祝活动。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高兴得一夜没合眼。9月8日上午我上完课，就匆匆赶往北京。第一次从只有30多户人家的山沟沟里来到首都北京，记得当时心里有深深的遗憾：我的那些学生也能来看看北京该多好！晚餐时，国家教委的领导专程看望了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代表，并告诉我们，第二天上午，总理要在中南海和我们一起座谈。我兴奋极了，一晚上翻来覆去，彻夜未眠。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们乘坐的汽车经过长安街，前往中南海。近了，更近了，远远地看见了红墙绿树，大家的心早已飞进中南海。进了中南海，我们在第五会议厅围坐好，等着总理的到来。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只见李鹏总理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我们中间，全体参会代表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雷鸣般的掌声顿时响彻整个会议厅。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心窝窝了。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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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乃忠：那天我穿上结婚时的西装 |
对很多人来说，1994年9月5日，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是生命中没有选择权的一个时间点而已。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天却犹如地平线初升的太阳般给我不尽的希望与鼓舞。
这是第10个教师节的前夕，校领导通知我9月5日下午1点去北京饭店参加“紫禁杯”优秀班主任表彰大会，下午3点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市中学模范班主任的表彰大会。尽管这只是我所获诸多奖项中的两项，但却是我在教书育人道路上成长的一个里程碑。
那一天，真怕迟到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10个教师节了，35岁才登上讲台的我，得到了老教师的无私帮助，学生们的热切支持，也想起那迟到的高考和充满坎坷与艰辛的大学之路……
一幕幕的回忆浸泡着辛酸，滚落的泪滴浸湿了枕巾。妻子看到后笑着说：“这么大人，还哭了。领奖这么激动啊？”我也笑了，“领奖没什么，是想到今天得来的不容易，当年高考报名时，为了补回损失的工分，我还要捡一筐马粪卖，4毛钱的劳动成果让我那么高兴。”我总觉得天已经亮了，就起来穿衣服，妻子把表递过来让我看，说：“刚刚3点，离天亮还早着呢，瞎折腾什么呢？”我就又躺下，迷迷糊糊地好像睡着了，又好像很清醒。突然间就醒来了，我又要穿衣服，心想着明天一早还要监督学生打扫卫生……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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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茶花：我是大山的女儿 |
在我人生中，2004年的第20个教师节是最难忘的一个教师节了。因为，我这个在边远山区工作的一名普通农村教师，竟然在教师节前夕，到首都北京接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表彰。
那年8月24日，接到县教育局通知，我当选了第三届“全国十大师德标兵”，并于9月6日进京接受表彰。这个消息一传来，我的心里十分激动，心情也十分复杂，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了半山小学，想起了站在桥头等待自己的女儿……
消息很快在这个小山村里传开了。亲友、同事纷纷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我在电话里对他们几十年来对我的帮助也表示感谢。接下来几天，我忙着整理行装，对于我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农家女来说，心里难免有些不安。出行的头天晚上，丈夫把他的手机（家里惟一的通讯工具）交给了我，还教我如何使用。
9月4日，正好是星期六，迎着初秋的朝阳，我早早地来到了学校。刚进校门，我看到十几个学生手捧鲜花站在门口，学校领导和温泉镇领导上前亲切地和我握手。随后，我在各位领导的陪同下，上了镇里专门为我准备的车，到县委大院参加欢送会。会场简单而气氛隆重，一条欢送的横幅格外引人注目。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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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红：教师节收到和送出的祝福 |
教师节对我而言，意味着美丽的鲜花、孩子的笑靥，以及各种难副其实的荣誉。在从教生涯中，我过得最忙碌的教师节，是2003年那一次。
那天，我在接受祝福和奖励的同时，也送出了感激与谢意。那天，我是“受祝者”，更是“施祝者”。
节日中的祝福
成立于2003年年初的史家小学分校（后文简称史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门仓一号，成立当年就有两位老师被评为区级骨干教师，为史分实现了“零的突破”。那一年东城区获此荣誉的小学教师一共才72人。这样的喜讯让全校师生无不为之振奋，怎么能不庆祝一番呢？
于是，全体师生在2003年教师节这天早晨举行了盛大的活动，在庆祝第19个教师节的同时，也向两位教师表示了由衷的祝贺。学生们为老师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并献上鲜花与贺卡，表示真诚的祝福。有学生在献给我的贺卡上写着：“愿您在这一天忘记疲惫，露出灿烂的笑容，度过快乐的一天。”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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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留堂：命运留给我重返讲台的机会 |
我的第14个教师节过得有点特殊，因为，那年我曾被医院判过“死刑”。
“死刑”判决书
1999年3月17日（农历正月三十）是我此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我的患脑梗塞导致瘫痪的妻子刚刚能起床，可是祸不单行，县医院竟突然给我下达了一纸“死刑”判决书——
“喉癌后期，危及生命，即使保住性命，也是哑巴。”
对于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而言，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原因就在于：在得知此消息的前一天，我还在教室给学生上课。
惊人的噩耗传来时，我刚满51岁。
为不延误病情，事发后三天，我就决定去省城医院治疗。为避免给更多的人尤其是学生带来麻烦，我决定凌晨四点就动身启程。谁知门一开，外边一片黑压压人影，100多名学生齐刷刷地站在我家门前，静得竟让人没有发觉。面对学生的一声声疾呼，一句句安慰，我忍着泪宽慰他们说：“请大家放心，我只是去检查一下，你们在校好好学习就是对我最好的关心。”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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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昌：摄像机前的我喜极而泣 |
我站上了领奖台
2006年9月，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灯火辉煌，庆祝教师节的晚会高潮迭起。台上的我面对摄像机努力深呼吸，以试图掩饰自己的激动，然而，情不自禁中泪水还是打湿了眼眶。说实话，当1999年医生宣布我患绝症时，我没哭；当我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医生告诉孩子，你爸爸只能再活一年半时，我没哭。但是7年后的北京这个金秋时节，当我站在属于教师最高荣誉的领奖台上，面对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扑面而来的鲜花时，竟宛若重生般喜极而泣。
我从小出身农家，对家乡始终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大学毕业后，又志愿回到农村教书，这一教就是40年。我一直认为，农村学校的教育，不能都逼着学生走升学的这条独木桥。在中央电视台这个颁奖晚会上，我见到了我曾经教过的三个学生，虽然他们未必都升学，而是走了不同的道路，但都成材了。作为一个搞农村教育工作的，从没想过多年后能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在北京相见，看着昔日的农家娃成长为有为青年，那是很有成就感的。这胜过任何褒奖。
特殊礼物
在中央电视台节目录制现场，当主持人将这三个学生带到我面前时，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他们的变化还是我始料不及的。昔日的小苗俨然长成参天大树，曾经的农家娃长大成材了！当时我真有种农人的感觉，感觉到我们农村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在节目录制现场，当着主持人面，我曾经的学生赠送我礼物的情节还历历在目。董德燕送我一双鞋，我笑言要穿上它走过北京的长安街。送我礼物时她曾这样说：“李老师，我觉得脚踏实地是您的工作作风，您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耕耘在我们的黑土地上，我也希望我的人生能像您一样，在讲台上迈出自己人生坚实的脚步，所以我给您买一双走路的鞋子。”脚踏实地，这是对生活多好的领悟啊！这个学生，曾经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在家。我当时感觉很可惜，鼓励她找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她就自己学裁剪，我给她在书店买了几本裁剪的书和一些报纸，她就照葫芦画瓢儿。这个学生其实功课很好，业余时间读了很多书，还常常向我借学习用书。我感觉我应该去给她争取一个机会。后来我就到了我的母校长春师范学院。我说你们能不能招收这样的一个学生，没读过高中，又没经过高考，但是我保证她到学院之后，学习质量不会差，后来长春师范学院破格把她录取了。她果然争气，在班级里面学习一直名列前茅。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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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桂琴：那晚此生难忘 |
作为从教以来度过的最难忘的节日——1994年的教师节最让我感动。
荣誉来之不易
在我看来，荣誉是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从1972年我来到内蒙古兴安盟古迹乡马安村开始教师生涯，其间经历学习进修，以及短暂的中学执教经历后，1979年10月，我再次回到古迹乡中心校（小学）任教至退休。
从1984年开始，我就不断获得旗级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等荣誉。1991至1994年间，我的荣誉开始“上升”为盟级，而1994年被评为盟级优秀青年教师，可以说是我平凡的小学教师职业生涯中所获得的最大荣誉了。
1994年的教师节这天，看到孩子们有的手拿鲜花，有的手拿贺卡，竞相向自己传达祝福。那一刻，我被感动了。
孩子们一句句简单的祝福，汇聚了一颗颗童心的爱。因为祝福和爱，我的心里也涌动着甜蜜的激动，感受着为人师的幸福。在众多孩子们的鲜花和微笑的映衬下，那一天似乎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那晚此生难忘
教师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让我难以忘怀。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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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春兰：教师节收到的一张离校字条 |
“妈妈不会不要你”
教师节，老师经常会收到鲜花和祝福。1995年的教师节，我收到的是一张弃学离校的字条，收到的是难过的心情和疲惫的身躯。但是这一天我永生难忘。
那是1995年的教师节，我班一个名叫王健的学生到校后留下一张字条就跑了。我紧紧握着王健留下的字条，看着歪歪曲曲的字迹，泪水禁不住从眼角滚落下来。
我骑上自行车直奔王健家。想着字条上“徐老师，谢谢您对我的关心，我不想读书了，您不要费力找我了……”我像丢失了自己的孩子一样失魂落魄。到了他家，谁知大门紧锁，连王健爷爷都不在家。邻居告诉我，他爸爸回来后出了车祸，可能他们都在医院里。我立即赶往医院。到了医院，王健不在，只看见他爷爷和爸爸。他爸爸说：“王健原来在这里，但他怕老师担心，就去学校了。”我见他爸爸伤势不是很重，右腿骨折，需要静养两三个月，连忙安慰了几句，并掏出身上仅有的500元钱，匆匆地返回了学校。
回到学校，我并没有看到王健的影子，心想，这么小的孩子能跑到哪里去呢？我寻遍大街小巷仍然一无所获。我心急如焚地等待着……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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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华：我与死神擦肩而过 |
疏影婆娑，贵州息烽县安马小学校园清香翠绿。那一棵棵海碗粗细的梨树、李树和杨槐，都是我亲手栽种的，树当盛年，而我却已两鬓斑白。
2009年4月9日是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一天。看到墙角散落的几块石料，我回忆起了那个差点丢了性命的教师节……
家校难分
最初的安马小学就是三间土墙房，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我来到安马小学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山割草修理房屋。经常性的维修却依然无法阻挡校舍面临倒塌的危险。在我的努力下，安马小学有了第一笔可以重建的资金，资金有限，建筑工人只能是我和村民们。
1985年，教师们有了自己的节日。然而，刚刚动工的安马小学让我忘记了这一节日。
9月9日晚，建筑的石料运到村头。大队支书组织人力忙活了大半夜才运到学校。回到家里，我一头便倒在了枕头上。鸡鸣声让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起身披上衣服便冲出了家门。
我的家离学校很近。家、校这两个概念在我这里已经没有区别了。除了睡觉和吃饭的时间，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学校。农村的老师不好当，边远地区的农村老师更不好当。在村民眼里，我是“有学问的人”，是吃“皇粮”的，但在妻子眼里，我是个“脱产的人”，因为我几乎脱离了农业生产，地里的活完全由我妻子承担。不仅如此，我妻子还不得不经常参与到“学校工作”中来。有的孩子上学要走十几里山路，家境又不好，我经常带他们来家里吃饭。天气不好，我就让这些孩子和家里人挤在一起睡。我的家也就成了学校的宿舍。
命悬一瞬
我来到学校，开始挖地基。昨晚搬运石料，我感到的就是兴奋，因为孩子们就要有新校舍了。我想着这些，身上就有用不完的力气。
村民陆续赶来，看见我湿透的衬衣就知道我早早便来到了学校，村民们也立即开始干活。
在边远落后的苗族村民中，没有人知道教师节是个什么概念，况且9月10日这一天又是第一个教师节。村民们尊敬、爱戴来村里教书的每一位老师，那是一种经常性、持久性的关心。很多来到安马小学的年轻老师，最初都被恶劣的条件击溃了留下来的信念，但村民的热情与关爱，让年轻的教师变成了安心在这里任教的年老的教师。村民对老师的敬爱是一种感情的自然流露。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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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绍鑫：把一生献给教育我很幸福 |
1998年教师节：幸福拐点
1998年9月10日的那个教师节，对于很多老师来说似乎和以往的教师节没有太大的区别——去学校领国家发的几十块钱的教师节补助，加上放一天的假……我原本也这么认为。
可是，直到如今我仍然记得很清楚：那天，放假在家的我并没有休息，而是在地里干活。一个村民到地里找到我给捎了个话：通知我去学校，校长有事情跟我说。那时候家里还没有装电话，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很纳闷地来到学校找到了校长。没想到校长告诉了我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经考试合格，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我由一名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这可是我期盼已久的消息！但是，也许是盼得太久了，也许是这个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在从校长手中接过公办教师聘用证书的那一刻，我居然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1971年参加工作时工资才31块，对于一个要负担4个孩子上学的6口之家来说，单靠那点微薄的工资显然无法支撑家里的开支。我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钱给孩子们交学费。我上班的固村镇中心小学离家有十多里地，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学校，路面坑坑洼洼，骑自行车得颠簸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这些困难都是小事，在我的心里，教好书，别耽误了孩子的学习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天，我通过文化课和教学实践课的考试，成功地由一名民办老师转为公办老师。这个教师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因此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也从中深切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民办教师的关怀，对民办教师多年来所做工作的肯定。
2008年教师节：依依惜别
2008年的教师节是我在教学生涯中度过的第24个教师节，同时也是我在职的最后一个教师节，过完这个教师节不久，我就要退休了。想到这里，我心中有点沉重。这个以毕生精力从事的职业让我觉得那么神圣，那么光荣；这个从教了38年的小学让我觉得那么难舍。但是我明白，我必须离开，将岗位让给又一批有志于教师事业的年轻人来做。我相信他们也会像当年血气方刚的我那样踌躇满志，像当年年轻时的我那样在三尺讲台上洒下辛勤的汗水，留下激扬青春的文字。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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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施进军 程思源 杨登明 采写：张晓震 毕婷 赵宏伟 储晖 左强 刘燕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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