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莉:女,北京师范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多元文化教育、教育研究方法。
孙龙存: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国际与文化教育比较。
张 智: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教育政策分析。
《教育》旬刊记者:今年我们国家对教育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照,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中职教育等都得到了中央财政的巨大支持。中国的教育正日益显现其社会公益性质。教育绝不是一部分的特权,让穷人的孩子上得起学,这是人们对教育最朴素的期待。您是怎样看待这其中的公益性,以及政策实施效果的呢?
张莉莉:的确,今年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力度有目共睹。各种免费等资助政策,使更多的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这无疑令人欣喜。而作为政策的使用者,我们这些科研人员也切身体会到了它的实惠。例如目前正在开展的“培养辍学孩子重返学校”项目,有了国家“两免一补”政策支持,能使更多边远贫困地区的孩子纳入这一计划。若从“公益”角度来看,它不仅仅涉及到政策受益的广度,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国家通过教育这块阵地加大的广义社会福利。
也有人把今年的这些教育举措视为一场教育领域的“变革”。当然,教育要发展,亦如其他社会变革一样,有时确实需要政策的推动。但是,社会历史证明,社会变革并不完全都是由政策推动的。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将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政策推动上,显然是不理性的,也不符合实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摆正对教育领域各种问题的态度。
所以,不能由于“免费”政策,就认为教育的问题从此迎刃而解。今年高兴于“免费教育元年”之余,我们仍该冷静思考:钱的问题解决了,教育自身的问题是否会更加凸显出来,更需要我们教育界的同仁们从体制机制上加以解决。教育也需要社会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记者:近年来对于教育公平的呼吁形成了舆论强势,也一度成为“两会”代表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对于作为社会公平之基础的教育公平,今年出台了诸多惠民政策,可以说2007年是中国开始实施免费教育的“元年”。您是怎样看待今年这一转折性的变化呢?
孙龙存: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教育史上,2007年是个“浓墨重彩”的一年,诸多的教育免费政策令人振奋。但是,却不能天真地认为这样便已经实现了教育公平之理想。不可否认的是,教育公平的实现需要的正是这些“行胜于言”的举措,这些有力举措促使我们向教育公平的憧憬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当面对“教育不公平”现象还大有市场时,不免疑问距离教育公平的真正实现,路还有多远?
教育公平关注的主要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是基础,过程公平是保障,结果公平是目标。起点公平更多地表现为机会公平,而“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又多受起点公平的制约。目前教育中最凸现的问题是:上学难,上好学更难。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我国教育在城乡之间、名校与普通校之间、发达地区学校与欠发达地区学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归根结底这些差别是教育资源的差别。尽管公平不是教育的全部,但它对公共教育来说是首要的。
记者:2007这一年,有太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免费教育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出台的系列教育公共体系,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请您谈一下这些相关政策是因为怎样的特点而倍受关注的。
张智:今年教育新政策力度大,覆盖广,从这一点上我们也的确体会到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我们看到,“十一五”期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将累计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元,其中中央新增1254亿元,地方新增928亿元,而2005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为4776亿。对中等职业学校的资助体系全面建立以后,覆盖面从5%扩大到90%,资助幅度和比例与以往相比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带有明显的普惠性质。
另外,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的特点在于基础财政往往是吃饭财政,不具备充分承担义务教育的能力,正是由于权责的不匹配,造成了地区间教育投入的巨大差异。新政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建立中央与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经费保障机制,在资金的总体安排上,强调“中央拿大头”。
教育问题非常复杂,往往涉及多个方面,难以单独解决,例如时常被关注的“教育乱收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今年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改变了以往传统的“牙疼医牙,脚疼治脚”的挽救性治理方式,而是针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的整体的经费保障体制改进,以此来促进教育的综合发展和均衡化,这个变化是转折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