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办公室的老师看了这段视频以后，都说这些学生真是该死！可是这样的课，那个老师怎么能上得下去！”北京三中的王新利老师有些激动地对《教育》旬刊记者说，“反正如果是我的话，这堂课我是没办法上的。”
　　海淀艺校的一段“辱师视频”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但让社会一片哗然，更是刺痛了所有老师的神经。正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即使受辱的是一所职校的教师，这也引起了老师们沉重的思考。
　　老师何以如此麻木
　　然而与社会以及同行们激烈的反应不同，“辱师事件”的当事人孙辛卯老师和海淀艺校却似乎反应木然。在接受《教育》旬刊记者采访时，孙辛卯老师甚至认为网友和媒体是在小题大做，扰乱了他们“正常”的教学生活。在大多数人眼中令人如此忍无可忍的事情，在孙老师以及海淀艺校看来却似乎是习以为常的。
　　于是，人们在同情这位老师的遭遇的同时不禁要问：这些孩子因为什么竟如此肆无忌惮？这位老师又因为什么竟如此麻木不仁？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老师根本不配做一名老师。”看了这段视频，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德育心理研究室主任侯玮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能上出这种课，老师的组织能力何在？个人威信何在？学生这样侮辱你，老师的尊严都没有了。试问一个没有自尊的老师怎么能教育出有自尊的学生？一个连老师的自尊都培养不出来的学校，又怎样能培养出能尊重别人、健康成长的学生？”
　　侯玮告诉《教育》旬刊记者，作为一个教育者，老师必须告诉学生要怎么做人。“如果换成我，哪怕是这堂课不上了，也一定要和他们把道理讲清楚。今天你能这样侮辱我，日后你怎么可能会尊重别人？显然这位老师根本就没有履行教师的职责。”
　　面对质疑声，孙辛卯老师却显得十分无奈：“那不是我一个人教育得了的。”他辩解说，“好的学生都让人给挑走了，剩下这样的学生，本来知识就不怎么样，又不愿意学。”孙老师认为，现在有一种读书无用论的流毒在学生中间传播。“我曾经问这些学生，你们考学不考学？他们都说不考。有的家长甚至说，我们把这孩子送去，只要不进公安局就行了。找个大班托儿所，你如果放在社会上指不定出什么事，在这儿有老师管着，还少花钱。”
　　海艺老师的无奈
　　据一位曾经在海艺工作过的老师介绍，这所学校以前的校风还不错。那时不但生源控制得比较紧，学校管理也到位，所以海淀艺校可以称得上是海淀区比较有名的一所职业高中。
　　然而近几年，随着职业教育体制的改革，尤其是1999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实行并轨后，学校的生源越来越紧张。由于职业学校的财政拨款有限，再加上北京地区对学生户口的限制，职业教育市场逐渐呈现出饱和现象。越来越多的学校被关停并转，为了生存下去，许多学校开始忙于争生源。
　　以前的中专招生如果说“百里挑一”有点夸张，那么称为“十里挑一”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然而如今的中专学校招生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找生”——来者不拒。很多职业学校几乎不加以考试就招收大量初中毕业未升入高中的学生，有的学校即便举行了所谓的提前加试也只不过是走过场。招生不看分数、不看品行，只要交钱就可入学，这样的结果就是直接导致学校的学生素质每况愈下，给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学生上课经常睡觉、走动、调情，甚至做一些成人看了脸红的事情，而教师的苦口婆心只能换来学生的嘲笑。学生越来越嚣张，我们老师的课也越来越不好上。”一位海艺的老师这样说。老师的愤怒或者劝说所换来的只是学生们的不屑与嘲笑，时间长了，老师也就都渐渐麻木了。
　　应试教育造成淘汰式学习
　　“大家都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其实这句话应该辩证地来看。”北京西城实验学校的周兆红老师对《教育》旬刊记者说，“教育本身是多元的，每个学生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个性，但我们的教育制度现在卡的太平了，以分数论成败。”
　　在应试教育的轨道内，学生们承受的是严酷无情又无可奈何的强制性的淘汰式学习。淘汰的手段便是考试。一次次考试，把学生分成为三六九等。随着年级往上走，被淘汰的学生越多。学习就像是一座功利的教育大山，不断地挤压着学生们：教育只要求孩子们适应教育的社会功利目的，适应教育的统一规范操作，适应教育单一便捷的考试，却不顾及孩子们的个性发展，从而进行合理的淘汰。
　　虽然如今中国教育已经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大学却一直是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考分”行天下的传统与现状使得学生中出现森严的“等级观念”：优者进高中，升大学；劣者进职校、民校。
　　“其实现在的学生是很苦的，”北京市三帆中学的葛老师对《教育》旬刊记者说，“现在社会上的竞争这么激烈，无论是‘小升初’还是中考、高考，学生们的压力都非常大。他们从内心上是受压抑的，是十分痛苦的。”
　　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将来能上好大学、找好工作，只能不断压迫孩子；而学校的生存也来自分数。
　　“学校的成绩提不上去，就会影响升学率；家长和社会对学校不认可，就会影响入学率，学校的生存就成了问题。” 北京31中王新老师对《教育》旬刊记者说，“学校面临生存压力，校领导向教师要分数，教育机关也把分数作为考察教师业绩的惟一依据。老师为了保住工作，就只能转而向学生要分数。于是家长、老师将这种压力转到了学生身上。”
　　学生的压力发泄在老师身上
　　在这种学习挤压下，孩子们只能无意识地被动承受。于是，从一上学，孩子们就开始厌学；厌学产生了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又转化成为孩子们对学习的心理抗拒。随着学习压力的不断加大，这种对学习的抗拒最终转化成了对人的对抗。而抗拒的对象就是他们学习的直接迫使者和直接施加者——家长和老师。对家长的抗拒毕竟有亲情的化解，而在所谓的“师道尊严”大受伤害的今日，对老师的抗拒则没有有效的化解力量。
　　“学生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当他们的痛苦终于爆发的时候，所有矛盾就都发泄到了教师身上。因为你在教他、管他，是直接给予他压力的人。”北京市三帆中学的葛老师有些委屈地对《教育》旬刊记者说。“这其实是教育制度给予他们的压力，但他们最终针对的却是最直接的施教者。”
　　而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说，这种对教育和老师的抵触情绪则更为强烈。
　　有调查显示，学生拒不接受教师劝导，甚至辱骂教师的事情多数都出自于非义务教育，其中以职业学校居多。这些孩子有的在五六年级其实就开始了隐性厌学甚至弃学。
　　学生的厌学弃学反过来加速了他们自己被学习的淘汰。在扭曲的淘汰机制下，这些孩子几乎成为了教育的弃儿。他们被迫进入了职业学校，承受着被打入另类的歧视。这种歧视让他们渐渐产生了一种自卑，认为谁也看不起他们，从而越发对学习自暴自弃。他们往往以放纵作恶对抗学习，对抗的结果便形成了今天各种各样的校园问题：抽烟、喝酒、打架、早恋、沉迷网吧，时至今日，甚至还产生了辱师、伤师等事件。这些孩子看似无法无天，没有尊师的观念，但这病根却是早在这些孩子被“淘汰”的时候，他们在老师与家长面前就已经没有什么自尊了。
　　培养“尊严”刻不容缓
　　一位从事了多年教育工作的专家认为，拷问今天教育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一个都不能少”的更深含义是必须让孩子“成人”，只有“成人”才能“成才”。教育是一个“树人”的工程，而“树人”决不是只用考试的分数就能衡量得了的。
　　他指出，现在的应试教育，在造就了一批高分孩子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丧失自尊的孩子。尊严不是与生俱来的认知，后天的教育培养必不可少。教育的功能主要并不在于传授多少文化知识，而在于能否培养具有健全人格与道德操守的人。育人的基本内容，是让学生成为一个有操守、有担当意识、有独立思考能力、有精神追求的人。如果仅仅使人获得专业知识，而缺乏道德与文化素养的熏陶与培育，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尊严意识”，这样的教育其实可以说是残缺的、不成功的。
　　让孩子“成人”是教育的一个起码的要求，不能实现“树人”的目标，就不能普遍地实现教师对所有学生的关爱，也就会形成一批由于教师、家长、社会曾经的歧视而产生忌恨，然后变成肆无忌惮的学生。美国学者杜威曾说过，“教育即生长”。关注每一个孩子生长的全过程，就不应该让他们成为“另类”，分数也不应该成为评价的惟一标准。只有这样，学校才能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中发展前行。
　　生源差不是教育不好的理由
　　传统的学校“等级制”观念使社会普遍存在着对职业学校的歧视。在一些人眼中，职业学校就是差等学生的收容所。职业学校生源素质低，因此各类学生事故的发生似乎并不难理解。
　　对于这一点，侯玮却并不以为然。“是学生就是一定可以教好的。”她对《教育》旬刊记者说，“当然，学生成绩差也许会引发其它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不能说学生的学习差，他们就一定存在很多问题，就一定教育不好这些学生。如果坚持这种说法，那是学校在为没有教育好学生做开脱。”
　　侯玮认为，所谓的生源差一般指这些孩子的文化课考试成绩差，但他们的动手能力却往往非常强，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其实就是好生源。“很多职业学校知道自己的学生相对于其他学校的学生问题多一点，所以就特别地重视德育。”侯玮说，“事实上，就算是工读学校的课堂也不可能是视频里那样的情况，难道这所职业学校的学生质量还不如工读学校的学生质量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所学校的教育功能有如此大的缺失？他们为什么教育不好学生？学校到底在怕什么？
　　“生尊师卑” 的现象出现
　　经济不断发展给社会带来了物质文化的丰富，而由于受到不同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过程中，将人类最为自私阴暗的一面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而将道德的律令忘之九霄云外。即使是作为社会中一方净土的校园，也没有能够躲开这一俗流的冲击。
　　有教育界专家指出，在如今教育逐渐市场化、产业化的洪流下，接受教育变成了一种商业化了的消费——学生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教师则成为提供教育的服务者；传统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似乎更转向服务与消费的关系。而受“教育市场化”冲击最烈的职业学校，特别是有民办经营性质的职业学校，他们的收费普遍较高。每位学生每年所缴的学费，再加上书费、校服费、住宿费、体检费等，需要花费几千甚至上万元。
　　在这一特殊的“产业”背后，学校更加注重经济利益，也就难免地多少存在一些“顾客就是上帝”的思想。当学校在指着学生过日子的时候，学生们就变得有恃无恐了，教师倒反而如履薄冰。学校和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关系，逐渐演变为了教师和学生的合同关系、学校和学生的合同关系……学生对于教师的教育质量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有最终的裁决权。于是，“生尊师卑” 的现象出现了。当学生和家长竟然要为了学习而与学校讨价还价时，教育的本质则被彻底颠覆了。
　　为了生存，一些学校和老师在管理学生以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上，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对于学生不尊重教师的违纪行为，学校往往先是遮掩，遮掩不住之后又是护短。这次海艺的“辱师事件”虽然只是个别被曝光的，不过从学生面对镜头时无所顾忌的眼睛，人们还是能看出，这些学生已经被彻底地惯坏了。
　　这位专家认为，作为学校管理者，这种软弱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但使师道尊严受到损害，学校的教学秩序不被尊重，也破坏了其他学生理应获得的良好的学习环境。若长此以往，职业教育人才必然会逐渐丧失就业市场，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整个职业教育体制以及职业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们。如今，这种倾向已为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所担忧。南京著名的中学特级教师吴非先生曾撰文《不跪着教书》，反对在教育中对学生无原则地纵容。
　　教师处于两难境地
　　教育不是万能的，对于教师而言，“教育”这两个字有着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
　　老师每天肩负着管理学生的职责，现行僵化的应试教育需要老师们直接施压于学生，家长、学校、社会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盯得一分也不肯放松。而对于今天的应试教育、淘汰式学习等背离教育规律的体制，大多数老师都心怀厌恶。但他们却又不能像学生那样因厌教而弃教。职业让他们厌而无奈。
　　“事实上，我们本身就是被教育体制打磨修理过，被削掉各种自由思想和勇敢尝试的念头，乖乖地按已经被输成程序的步骤和要求进行教学。作为庞大的教育机器里的一个小零件，我们只能尽量把自己的学生也打磨修理成一个规范的机器而已。”一位老师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慨叹，“我们目前的教育要求我们培养的不是具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人，而只是一个教育产品。我们和那些与机器打交道的工人没什么区别。我们不尽职尽责，会被职业道德视为‘误人子弟’；我们越尽职尽责，则越会受到来自学生的对抗。”对此，老师们往往处于两难境地，常常感到十分迷茫。
　　不能承受之重
　　如果说教书的压力尚可负重前行，那么育人的重担则更让老师们难以承担。
　　在采访中，许多老师向《教育》旬刊记者表示，眼下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对学生权利的保护也越来越细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文规定教师体罚、变相体罚或侮辱学生都是违法的。学生不能打不能骂，品行再恶劣的也不能开除。这本无可厚非，可就是诸如此类本来是用来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的措施法规，在实践中却助长了一些学生恶习的养成，纵容了一些不尊重师长者的流氓气焰，甚至成为了学生违纪违规甚至违法的借口。
　　上有应试的高压，下有学生的暴力对抗，再加上家庭教育的缺失和校园问题社会化，所有的这一切都将教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现代社会中，教师作为一种职业被确定下来，与公务员、农民工一样，都是社会中平等的普通元素。然而在很多老师看来，“尊师重教”的口号喊了多年，给教师上的枷锁却不断层层加码。约束教师的规章、制度、条例比比皆是，小到教师的装束，大到教师的言行，就算是教师对学生教育的方式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教师变得谨小慎微，束手束脚，不敢轻越雷池一步。
　　“有时我感到做老师挺悲哀的。”北京市三帆中学的葛老师对《教育》旬刊记者说。“我原来是一个对教育特别有热情的人，当初有那么多种职业可以选择，我都放弃了。但没想到进了学校会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坚持多久。”
　　当教书只是为了谋生
　　对于把教学当作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的孙老师来说，辱师视频曝光后，学校不再让他去代课的决定，似乎比那天他在课堂上所受到的侮辱更加让他难受。
　　在接受采访时，孙老师说，自己平时和这些学生就跟爷爷和孙子在一起的感觉一样，那天课堂上学生们是闹得过分了些，但自己并没有觉得受了多么大的侮辱。在孙老师看来，如果不是网友“多事”，自己和学生完全可以继续“和平共处”下去。
　　“大家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到底是一位老师，还是一份工资的获得者？老师和学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老师的尊严何在？”侯玮对《教育》旬刊记者说，“作为教育工作者，他的一举一动都有教育意义在其中。学生的这种行为，即便是对自己的爷爷，也超出了可以容忍的限度；而且作为‘老师’，它和‘爷爷’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教书只是为了谋生，老师作为一名教育者所应该履行的职责恐怕就要大打折扣。
　　“老师应该真心地关心学生的成长，而不是哄着、捧着孩子，别让他上校长那儿去告我的状，让我丢了饭碗。老师要为学生的成长负责任，”侯玮说，“如果真的出现矛盾，的确是老师做错了，那么道个歉，学生都会原谅。但作为老师，首先是要尊重自己。只有自己先尊重自己，学生才会尊重你，你也才能教给学生如何尊重自己、尊重他人。”

如何重新树立起职业教育的形象，是摆在众多职业学校面前的首要问题

　　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由于国内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猖，许多职校都存在着“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所谓的职业教育没有真正实现对学生“职业教育”，这使得学生对就业前途感到渺茫，对学习更加失去兴趣。一方面，学校师资力量较弱，无法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培养；另一方面，学校也并未真正意义上地实现市场化，对于社会需要的实战型技术人才缺乏必要的针对性教育。
　　在“辱师视频”的班级里，一位女生这样记录自己的不安和迷茫：“上学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真是学错了专业。表演，在别人不知道内情的情况下，肯定非常羡慕我这个专业，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地知道和了解这个专业呢。学完以后，惟一的出路就是考北影、中戏那些学院，如果考不上，这个专业你就算白学，这三年的学费一万八就那么打水漂，我是真的没有信心考上那种大学……别人都在努力地拼搏，而像我们这样的人却在浪费我们的青春年华……”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目的是要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如今，在普通大学生就业难的大环境下，社会对于人才有着更多元化的需求，尤其是对于技术类人才，这种需求正在日益上升。这给职业教育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如何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将课程的设置与学生的培养和社会的需求达到真正的对接，如何重新树立起职业教育的形象，让师威重振，是摆在众多职业学校面前的首要问题。除了反思教育观念，回归现代职业教育的正途，把改进职业教学方法与教学管理尽早提上日程，也是让中国的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的关键。